第二章

  建国历程

  早在公元3世纪时，新加坡这个小岛就在文献上留下记载，但直到19世纪初，它成为英国的贸易据点，才算正式走入世界格局。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英殖时期，新加坡从一个荒废的渔村发展为世界著名的港口之一，但“二战”中也曾遭遇日军的黑暗统治，之后它逐渐走向自治。经过短暂的新马合并，1965年，新加坡独立了，从此开启了独立治国之旅。

  早期文明

  新加坡的历史可追溯到公元3世纪，但在之后长达15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这个小岛若隐若现，关于它早期文明的发展，只在欧亚各国的历史文献中有零星记载。如今，也只能从这断断续续的记述中，一窥新加坡的“前生往事”。

  14世纪金饰一只黄金臂章和两只戒指，1928年在新加坡福康宁山发现，被视作“新加坡的珍宝”。

  关于新加坡最早的文献记载，见于公元3世纪的《吴时外国传》。这是中国古代东吴将领康泰所著的一本传记，书中记载了他出使南海时的经历和对南洋各国的所见所闻，其中讲述了一个名叫“蒲罗中”的小岛，那时岛上已经有土著民居住。据现代学者许云樵考证，“蒲罗中”就是新加坡岛最古老的称呼，它来自马来语“pulau ujong”，意思是“马来半岛最末端的岛屿”。这个名称比后来的“淡马锡”早了1000多年。但之后关于新加坡的记载，都少之又少。

  到了1320年，元朝曾派人到一个叫“龙门牙”的地方寻找大象，这很可能指的就是如今的吉宝港（众多周知，吉宝港前曾有一块巨大的“龙门牙”石，后来因港口发展被炸掉了，近几年又被重新修复）。而1330年前后，另有一个名叫汪大渊的中国人来到此地，在他的记述中，表明这里已经有中国人在此居住了。

  “淡马锡”是新加坡13世纪前后的称呼，这个称谓最早见于1365年的梵文史诗《爪哇史颂》。它同样来自于马来语的音译，意思为“海域”或者“湖泊”。在中国明朝时期，对新加坡的称呼也沿用了“淡马锡”这个名字。

  新加坡的另一个称谓就是众所周知的“狮城”，实际上“新加坡”是梵语“狮城”的谐音。相传，14世纪时，苏门答腊的室利佛逝王国的一位王子带着妻子和随从外出狩猎，发现一处洁白的海滩，听说是“淡马锡”，便上岛一游，突然看到岸边有一只黑头红身、胸生白毛的异兽，当地人告之为狮子。王子认为这是一个吉祥之兆，遂决定建设这个地方，并为之取名“狮城”。在当时，“狮城”翻译为“新加坡拉”，新加坡拉也在那个时候成为一个较为繁忙的小港口，精美的中国瓷器碎片曾在后来的考古发掘中被发掘出来。

  据史料记载，新加坡在14世纪时归属于拜里米苏拉建立的马六甲苏丹王朝。拜里米苏拉本是室利佛逝巨港东南区域的王子，后室利佛逝被满者伯夷国攻占，他也因得罪满者伯夷国国王而遭到追杀。拜里米苏拉逃到了淡马锡/新加坡拉，在那里自立为王。但那个时候，淡马锡/新加坡拉隶属宗主国暹罗（泰国）。暹罗国主对此十分不满，派兵讨伐，拜里米苏拉只好又迁往满剌加（即马六甲）。1405年，拜里米苏拉宣布脱离暹罗，正式建立马六甲王国。

  不久，拜里米苏拉向明朝称臣，明成祖封其为满剌加国王。他站稳脚跟，继续统一马六甲地区，淡马锡/新加坡拉渐归于其版图之下。在其后继者的统治中，马六甲王朝盛极一时，占据了整个马来半岛，并改称马六甲苏丹王朝。淡马锡/新加坡拉成为重要的港口，负责为王国提供战船。

  苏丹王朝和中国明朝一直保持友好的密切关系，几代国王都曾亲自到中国访问。郑和7次下西洋，有6次都曾在马六甲王国停留。关于郑和下西洋，这在新加坡后来的国史中也有记载。除了中国的舢板，印度船、阿拉伯独桅帆船、葡萄牙战舰和武吉士的纵帆船等也纷纷造访于此，往来于新加坡拉附近的海域。

  后来，苏丹王朝逐渐没落，到了1511年，被外来的葡萄牙殖民者占领。苏丹国王退居宾当岛（今属新加坡）继续抵抗葡萄牙人，其子还分别建立了柔佛和霹雳两个小王国。新加坡成为苏丹人与葡萄牙人交战的地方，相传，这里在战争中遭到极大破坏，后被各方遗弃，房屋损毁沦为丛林。从此，新加坡岛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之外，沉寂于历史长河之中。

  英属时期

  若说新加坡的现代历史，应是从成为英国的贸易站点开始的。1819年，东印度公司官员莱福士“独具慧眼”，力抗重压，将新加坡开辟为新的贸易据点。在渡过了重重障碍的早期危机之后，这个小岛终于纳入英国殖民地范畴，在之后的一个多世纪中，它大力发展自由贸易，吸引外来移民，逐渐从一个沼泽遍布、几被荒弃的渔村，发展成世界著名的港口之一。

  莱福士雕像这尊雕像矗立在莱福士登陆点，1819年，莱福士就是在这里登陆上岸，从此新加坡开始了现代化的发展历程。

  ◎从被遗忘到被发掘

  在苏丹王朝没落的200多年间，马六甲海峡一带战乱不断，葡萄牙人、荷兰人、英国人相继来到这里，相互抢占殖民地，建立贸易据点。尽管这一带海上活动频繁，但新加坡已处于边缘地位，几乎被人遗忘。19世纪初期，礁石、浅滩和破碎的岛屿使这片海域险象环生，海盗肆虐，战乱频发，令葡萄牙人、荷兰人被迫开辟了其他航道，而这里被完全留给了当地的土著居民。他们在这一带海域游荡，偶尔同过往的船只交换鱼和水果，也会做些打劫的勾当。

  18世纪中晚期，英国即通过东印度公司在苏门答腊的明古连和槟榔屿建立了贸易据点，并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期间，抢占了荷兰在东方的马六甲和爪哇等属地。但随着战争的结束，两国签订条约，英国同意将马六甲和爪哇一带的原属荷兰殖民地归还荷兰。而一些有远见卓识的东印度公司驻扎官们担心若荷兰完全控制了这片海域，英国将在此无立足之地。因为荷兰在所属殖民地实行高压政策，收取惩罚性关税。

  其中，最坚决的反对者之一就是曾担任爪哇副总督的莱福士。莱福士是东印度公司的官员，也是一位目光长远、超越现实的梦想家。在他的多次努力下，印度大总督允许他在廖内、柔佛或海峡东端建立一个据点，以保护英国经马六甲海峡的商路，但前提是不得与荷兰人发生冲突。

  莱福士得到了原马六甲驻扎官威廉·法夸尔少校的协助，他也不赞成将马六甲地区归还荷兰。经过一番考察，新加坡这个几被遗忘的小岛成为他们选择的对象，因为这里还没有荷兰人驻扎。当时，柔佛帝国（原苏丹小国）四分五裂，许多岛屿被地方酋长控制，新加坡岛便是掌控在酋长天猛公手中的小岛之一。在莱福士到来之前，小岛上仅有居民约1000人，多是当地的土著。天猛公带领着手下在岛上打鱼、采集果子，并充当海盗为生。他们也非常愿意与某个殖民帝国合作，以获得额外的利润。

  莱福士考察这个小岛之后，发现其西南岸全是沼泽，但东北岸土地平实，河口是个天然的港湾，而且地理位置优越，淡水资源丰富，是再理想不过的贸易据点。于是，1819年2月，莱福士在到达这里一个星期之后便与天猛公以及名义上的苏丹（天猛公的女婿）签订了条约，将这里划归东印度公司旗下的站点，当然他们要向天猛公交纳一定数额的年贡。

  这一消息传出后，遭到荷兰人的强烈反对，以及东印度公司董事们和英国当局的指责，他们担心会影响英荷之间的谈判。英方驻槟榔屿的长官向荷兰人保证会制止莱福士的“自作主张”，但莱福士的行为已经在加尔各答引起强烈反响，一些报纸对此表示了欢迎。正因为英方信誓旦旦的保证，所以荷兰人并未采取强硬措施，而在之后英荷之间旷日持久的谈判中，关于是否保留新加坡这个贸易据点的问题也被拖延下来。经过一拖再拖，这个摇篮里的新据点也得以生存下来。

  ◎三年的自力更生

  签订条约之后，莱福士就离开了新加坡，这里留给威廉·法夸尔少校管理。法夸尔是位有经验的管理者，许多原来的部属都追随他到新加坡参与拓殖。尽管伦敦当局还未承认这个据点，但印度大总督因为各种原因对此表示了支持。所以，在刚建立的几个月里，新加坡得到了增派的人手和钱款，并且法夸尔还成功截留了500名印度兵保护这里。

  英国东印度公司

  英国东印度公司创于1600年，最初由一群有创业心和影响力的商人组成。同年12月，英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授予该公司皇家特许状，给予其在印度贸易中的特权。这个特许状使该公司得到东印度贸易垄断权21年，而在长期的发展中，它也从一个商业贸易企业变成印度的实际主宰者。1858年，东印度公司解散。

  在莱福士的指示下，法夸尔首先清理了东北海岸的地面，建立简单的防御工事以及居民区。最重要的是，这里免征关税，实行自由贸易，很多船只得知消息后不顾荷兰的禁令赶到这里来做生意，一个热闹的市场在这里渐渐形成。1819年5月，莱福士带着一批移民和一部分给养返回新加坡，欣喜地看到这里的变化。他又与天猛公再次签订了条约，扩大了一部分殖民范围，并规划了岛上的族群管理，让他们分族聚居。

  4个星期后，莱福士离开，回到明古连做副总督，之后3年没再踏足这个地方。在这3年多的时间里，新加坡很大程度上是自力更生。那时候通信条件很糟，法夸尔经常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都收不到莱福士或者是加尔各答方面的指示。法夸尔鼓励所有新来者到这里定居，到1821年，这里的人口已经增至5000人，其中为数最多的是马来人和华人。并且，来此定居的华人多数为经商的富人，不仅受到重视，也带动了这里的经济发展。

  但法夸尔面临的最大问题仍是财政困难，这位驻扎官能创收的途径非常少，既不能收取关税，又没有永久性出让土地权，来自槟榔屿的给养越来越少，到后来几乎没有。一开始他还有一名副驻扎官，后被削减编制，他只剩下了一名文员。1820年5月，法夸尔开始征收少量的港口清洁费。之后，他又违背了莱福士的指示，开办了赌场，并拍卖出售鸦片和压力酒（一种烈性酒）的垄断权。虽然这些做法不值得称道，但确实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新加坡的生存危机。

  宝塔街牛车水的范围包括了十来条街道，宝塔街是其中一条，街两边的建筑修建于早期殖民时期，是典型的维多利亚式建筑。

  新加坡国立博物馆展出的法夸尔自然图集热衷于探索热带地区动植物物种的法夸尔在新加坡任职期间，聘用了当地华人，用水彩绘制马六甲一带的动植物外表形态，一共画了477幅，包括了在马六甲海峡和新加坡发现的植物、哺乳动物、鸟类、爬行类、鱼类和昆虫，从这些画中可以看出该地区的生物多样性。这部图册是19世纪初对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南部地区自然生态最大、最完整的记录。

  街边殖民风格的洋房史各士路上的这栋老房子如今是一家咖啡馆。

  靠着这些收入，法夸尔启动了一项公共建设工程计划，增强了人们对新加坡日后发展的信心。但在当时，新加坡的地位在法律上并不稳固，英国当局包括莱福士禁止在岛上修建永久性建筑物。法夸尔殚精竭虑，顶着巨大的压力，准许商人们自建货仓，并调节商人们与当地酋长之间的利益冲突。此外，他还成立了一支常规的警察队伍，来维护当地令人担忧的治安。虽然有各种困难和限制，新加坡还是在法夸尔的管理下独立发展着，逐渐成为东南亚地区一个不容忽视的港口。

  ◎莱福士的“大刀阔斧”

  1822年，莱福士重返新加坡，虽然这里的变化让他十分高兴，但他对法夸尔的一些做法也非常不满，比如允许赌博和鸦片贸易合法化，让欧洲商人扩张到中央区域等。莱福士决定亲手处理新加坡的一些问题，并安置亲友和手下，架空法夸尔的权力，迫使对方辞职。公平来讲，莱福士对法夸尔确实有些过分，他一味苛责对方，完全忽略了当初新加坡面临的困境。

  莱福士先是对城镇进行改造，花重金铲平一座小山，将西南沿岸的沼泽地填平，并疏通河道，再次为各族群规划了不同的居住区。在市中心区域，房子都要按照规定建造整齐的街区，商业建筑都必须采用同样的砖石结构。而在商业区域，欧洲人和亚洲人的商铺、货仓相邻，有利于贸易发展，这也奠定了新加坡多元种族社会的基础。至此，新加坡结束了这一时期的杂乱建筑时代，居民大规模搬迁。不得不说，莱福士的这一城镇规划理念，深深影响了新加坡之后的花园城市建设。

  他又下令关闭赌场，废除奴隶制度，对酗酒和吸食鸦片课以重税，力求戒掉这里的一切恶习。在司法上，莱福士以英国法律作为新加坡的普通法，并提倡欧洲平民参与到行政和立法事务中来。在教育上，他集资兴建了一座新加坡书院，以培养公务员和教师（但这座学院在他离开后半途而废）。在贸易上，他决定永久实行自由贸易，不向来往船商征税。在他离开这里之前，他还又与天猛公签订了一项新的重要协议：买断在划归他们的领地之外的司法权威和其他权力。以此防止天猛公等地方权贵干涉新加坡的发展。

  虽然莱福士在这块土地上最后只待了8个月，但他的措施基本决定了这块殖民地未来的发展特点。他的继任者约翰·克劳福德虽没能贯彻他那些太过理想的政策方针，但完全秉承了自由贸易的中心思想，并遵循莱福士定下的城市规划。克劳福德不但免除关税，连停泊费等费用也都免了，使新加坡成为一个连港务费都不收的自由港。1824年，英国与荷兰旷日持久的谈判终于结束，新加坡和马来亚都归英国。新加坡的地位得到了承认，克劳福德也与天猛公签订了新的条约，获得了该岛的完整主权和所有权。新加坡一跃成为东南亚地区的首要港口，其财政收入甚至超过了马六甲和槟榔屿的总和。

  华人女子学校一所新加坡女子学校的女孩子们在户外学习，时间应该在1890年到1923年之间。

  一张1828年的画展现了当时新加坡的样子。

  ◎在波折中壮大的小小殖民地

  1826年，新加坡与马六甲、槟榔屿合并为海峡殖民地，由槟榔屿总督统一管辖，这次合并结束了新加坡独立“创业”的岁月。不久，新加坡有了第一套正式的司法体系——英国皇家司法宪章，一些有身份的人士得以加入陪审团中参与司法工作。但这些对新加坡而言，在最初的几年里并没产生什么影响，驻扎官如走马灯似的更换，也未在这个岛上留下多少政绩。反而因为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复杂的司法体系，导致财政越来越入不敷出，于是在1930年，海峡殖民地这一体制被撤销，新加坡成为孟加拉管辖区的一个下属辖区，司法部门也一度被关闭。

  1833年，东印度公司失去对华贸易的垄断权，新加坡的财政情况雪上加霜，政府只有极力节省开支，公务人员的薪金一再削减缩水，直到1867年情况也没得到多大的改善。虽然公务人员苦苦挣扎在贫困线上，但这里的商贸活动在1830年之后仍旧繁荣起来。当地人口迅猛增长，在1836年已增长到3万多，其中华人成了最大的社群。华商控制了新加坡与马来半岛东部沿海各个港口的贸易，新加坡的商业体系也主要依赖欧洲资本和华人企业的结合。在这一时期，多家银行和媒体设立，商业机构和设施也建立起来，为新加坡成为国际现代化港口奠定了基础。当然，这里仍存在着诸多问题，除财政困难之外，新加坡仍得不到东印度公司的重视，币制混乱，海盗肆虐，工农业发展缓慢。

  19世纪40年代中期之后，蒸汽船逐渐进入这片海港，新加坡作为贸易港口的地位更加稳固。进入19世纪50年代，因为东印度公司一直不太重视新加坡的港口建设，所派来的总督也个个独断专行，越来越引起商人们的不满。他们希望新加坡能脱离东印度公司，接受英国殖民地事务部直接管辖。但因为伦敦当局考虑到军费的开支和一位开明总督的到来，此事被搁置了10年。此后，在总督加文纳的管理下，新加坡抵住经济衰退的风暴，并成功抵制了加尔各答当局的各种征税要求，另外公共工程得以修建，行政、警务、司法等领域也都得到改革和改善，新加坡开始有了城市的面貌。

  天福宫位于直落亚逸街的天福宫始建于1840年，是新加坡最古老的庙宇之一，1973年被列为新加坡国家古迹。

  ◎英国直辖殖民地时期

  1867年，因为东印度公司的关闭，伦敦当局也有了可派往新加坡的军队，随即将3块海峡殖民地（新加坡、马六甲和槟榔屿）都归为直辖殖民地，由伦敦殖民地事务部直接管辖。但这种猝然的改变不但令加文纳总督愤然离去，就连曾一度要求脱离东印度公司的新加坡商人们也感到难以适应。虽然新加坡成为海峡殖民地的行政管理、商业和政策制定中心，但新的总督并没有受到欢迎，槟榔屿的商会也抱怨连连，认为新加坡挤占了自己原来的主导地位。